【评论】西萌：郭笋新作展: 奇诡与呈现

绘画是郭笋思考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对可能性的不懈探讨。

郭笋近些年的作品，似乎在反复切入一个奇特的非物质场域，用艺术家的话说，是一个“关乎自身欲望取舍的第三空间”。这个被臆想的时空以及人与物的呈现令人迷惑，艺术家在这里既建构又破坏，在持续的绘画行动中完善自己的思考和表达。相比前疫情时代，他的语言更加简练，他在做减法中走向沉静和深入。

对于挣扎在叙事体系内的艺术家，形象是他们穿起线索的棋子，然后在诸如历史、神话寓言、美术史和民间文化中混淆或者重构叙事。不同的是，郭笋的绘画竭力摆脱叙事性和象征性，如果说“在排除再现和文学性的努力过程中，绘画使自己变成抽象”（格林伯格），艺术家又以可辨识形象的植入来调侃人们对抽象的执念，或是去碰触抽象的边界。

郭笋的作品以情绪充沛的表现主义和写意的语言，在多层次穿插与冲突的抽象元素中介入变形或似是而非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通过矫饰和乔装模糊了种族和性别，分不清五官，他们仿佛带着诡异的面具，挑战我们对身份和角色的认知；他们在抽象的语境里很和谐地游离，散发出冷静的、异域的、戏谑又陌生的气息。还有的作品里，艺术家将符号化的人物（甚至动物）形象以剪影或涂鸦的方式处理，他们带着简洁有力的原始主义味道，在错综的肌理中若隐若现，又丝滑地融入到一个孤独、充满戏剧性和废墟感的气场；而在色块和涂鸦的冲撞与掩映中，以及留白与多重空间的相互生成中，我们仍然感受到了星移斗换、山川日月、草木荣枯。与此同时，郭笋的画面暗藏着某种颠覆的力量，比如艺术家对黑色的运用、鲜红色暴力味道的涂鸦、冲突和未完成感的构图，以及骷髅图像的偶尔浮现，使画面气氛透露着一丝警觉和不安。艺术家虽然有意识地回避了叙事的成分，画面却仿佛一帧帧的梦境闪回，到处都显得有故事。

这批作品的创作以丙烯为主，材料的水溶性被发挥到极致。笔触被摒弃之后，通过涂抹喷绘、刮刷、勾勒、留白、流淌和覆盖的反复操作，层次间产生即兴而微妙的相互作用。有机的不规则的色块和形状，层层加叠后仍然保留着可呼吸的透明性，艺术家思索和尝试的痕迹都在画布上清晰可寻。油画棒的书写和涂鸦在视觉维度间强势地穿插，被有意地暴露或遮盖，当线条独立于造型而且带有挑衅性，除了增加时间的动感，也增强了画面的冲突和平面性。我们觉察到郭笋对材料、肌理和绘画性的高度敏感，节奏和每一个细节都在理性的掌控之中，包括视觉上的冲击力，以及画面的生拙感和未完成感。这诸多绘画因素的拿捏应该是艺术创作中最痛楚的纠结，也同时给予艺术家最大的快乐。

资本打造的艺术样式如同时尚，是类型化和潮流化的。我们习惯了以有限的类型化思维辨识眼见的世界，而郭笋的绘画处在很多风格元素的交汇点上，显得暧昧。但是他的表现主义气息是主导性的，情感充沛又高度理性，他个人化的探索延续了欧洲表现主义的绘画传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郭笋生长在国画家的家庭，他的画面透露出对中国写意精神的谙熟，诸如“守拙”、“留白”、“意境”、“虚实”等等中国写意画美学原则在这里显得并不违和。后工业和商业文化里的符号、涂鸦和喷绘等创作形式，加重了他作品里不轻易妥协的对抗精神，他排斥商业运作的泛标签化，尽量保持风格的独立而不被潮流或群体意志所裹挟。

艺术史从洞穴岩画之初，人类就从未停止对自我的认知和探索，那么在郭笋以绘画方式切入的虚无空间里，那些诡异的人物角色又如何与我们发生关联？他们的面部标识模糊，仿佛涂抹了油彩或是带着面具，然而他们的着装却被充满想象力地渲染。比如秉烛人被宽大的有规则图案的织物包裹，乔装的年轻人顶着中世纪哥特式高耸的“汗宁帽”，主人公的黑色开襟外套搭配着白色蕾丝花边的衣领和袖口，有的头部和身体披满羽毛，还有那斜立在豹纹前面的人儿，把盛行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拉夫领”夸张地圈在脖子上。艺术家粗犷写意的表现风格与人物造型的矫饰夸张形成有趣的对照，装扮和矫饰本质上是加重人物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但是也给或许凝重的画面带入一种怪诞，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和与时尚无关的时空错乱。

“在艺术中，形式从来都不仅仅是形式”（米兰·昆德拉）。当艺术家有意无意间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服饰和装扮，我们再次意识到身份差异其实是依靠视觉符号来完成的。艺术家通过模糊面部特征或是将形象符号化实现了对多样性身份的描述，使这些形象跨越年龄、性别、阶层甚至族裔来逃避惯性的思维逻辑和评判体系。这里的身份或者人物角色是被视觉因素建构起来的，是复杂、含混而且可以在不同语境下转换的，而我们能够看到和理解的图景，永远有着局限和相对性。在杂糅了欲望和冲突的大环境下，郭笋以视觉的方式思索着人们的疏离与迷失。他的绘画折射出对人类自身脆弱性的敏感洞察，就像苏珊·索林斯所说的那样，“我们思考着自身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并去审视那些看似无法解释的体验”。

2023年11月，西萌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