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

蒲英玮


“蒲英玮”

 

 

关于形象1/4

蒲英玮,曾用名蒲英桐,普通家庭,独生子女。其母亲是一名市立医院的医生,日常爱好看电视剧,最远的地方去过海南。其父亲是一名卫生监督所的公务员,日常爱好书法与古玩,最远的地方去过上海。在童年时期,他的家庭居住在一间五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中,他每天步行去不远的地方上小学。在2000年,他家搬到了一间八十平米的三室一厅,房屋由其父亲的单位分配所得,他开始骑自行车上学。由于蒲英桐的学习成绩总是稀松平常,他的父母决定给他改名,因为“蒲桐”听起来很像“普通”。最终,在2002年将要进入初中之前,他开始使用一个新名字,蒲英玮。

 

同年他进入小学对口的市立初中就读,学校离家很远,但其父亲的单位分配了一辆面包车,父亲便借用这辆车每天接送他上下学。同时,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脑,蒲英玮开始学习上网与打游戏。最集中的一段时期是2003年的年初,非典爆发导致学校停课,蒲英玮的母亲也被派去隔离区照顾病人。他每天白天在家里玩电脑,并在父亲下班回家之前关掉。几个月后母亲从隔离区回来,非典结束,生活照旧。2005年,蒲英玮由于美术特长被市里一所中等高中录取,进入学校的普通班学习。由于蒲英玮的学习成绩依旧稀松平常,同时他与他的父母了解到通过美术专业可以考取一个相对好的大学,于是大家一起决定了他的第一个人生规划:艺术家-蒲英玮。

 

 

关于形象2/4

蒲英玮转达我写下这些文字:他说在他目前为止并不算漫长的二十几年生命中,他从未看清过自己,也从未记住过自己。谈话是他一如既往的呓语,时常谈过了就忘,也时常在言行中表露真实。之后通过那些和他交谈过的人的口中我依稀察觉到,他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人。有人曾经说他是黑人、白人、或是亚洲人,也有人曾经看到他的身影出没在城市的广场、乡村的小径或是热带的雨林。没有人可以清晰地记得他到底长什么样,但恰好我作为他为数不多的信任伙伴,对于他每次重要的谈话我都有所了解。我渐渐通过这些谈话编织出了一个他的肖像,结果则令我意外而又欣慰:那是一幅我见过的最普通的肖像,你可以在他的面孔上看到任何人和任何事件的影子。而说到他下面的这些感悟,他很坚持,他曾一再强调这些言辞就像菲利普·索莱尔斯的那本著作“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 一样真实,他也在相当多的场合提起那本他爱不释手的蒂莫西·嘉顿艾什的《档案:个人史》。出于好奇,我找到这两本书来读,我开始理解了蒲英玮的狡猾,同时也开始同情他。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一再叮嘱我说这些呢喃文字是他所致力于研究的一本绝对意义上的理论,或一本关于一切的象征。

 

关于形象3/4

“是否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新身份的到来:它不会被任何既定形态所认领,也不会成为任何权力的祝酒词,它潜伏于现实的复杂性当中伺机而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作为任何问题的探讨背景被重新生产出来。” ——《新行动伦理备忘录》*

*《新行动伦理备忘录》并不真实存在,此处作虚构引用。原文刊载于《艺术世界》2017年8八月中法长读特刊《一篇后身份政治短文-蒲英玮》

 

关于形象4/4

蒲英玮,1989年生于山西太原,2013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8年毕业于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并获得评委会最高嘉奖。现工作、生活于里昂和北京。蒲英玮的创作以文献研究的方式展开,他认为个体的经验与记忆是世界存在的证据。通过影像、装置、绘画、文本等不同媒介的表达方式,这些感性的档案在跨越了种族、国家、语言、殖民等宏大叙事后,最终降落在作者自传式的个人史写作上。近期的个展/个人项目包括:“宛若真实”,GalerieSator画廊,巴黎(2018),“蒲英玮与吉姆·汤普森建筑事务所”,J: GALLERY,上海(2017);“游牧小说-蒲英玮个人项目”,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7);近期的群展包括:“疆域-地缘的拓扑”,OCAT上海馆/OCAT研究中心,上海/北京(2017-2018);“小说艺术”,OCAT深圳馆,深圳(2018);“全球定位”,乔空间&油罐艺术中心项目空间,上海(2017);“教学相长-第三届实验艺术文献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2017)。他曾获得约翰·莫尔绘画奖(2012),文章《泛灵主义与庸俗物质》入围IAAC国际艺术评论奖(2015),影片《访谈录》入选法国卡昂Si Cinéma电影节(2018)。2016年,当“后真相”成为年度词语后,蒲英玮开始虚构写作,并认为母语写作与翻译工作是处于 “他者”位置的身份构建与语境生产行为。蒲英玮的作品试图描述中国本土境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参照关系,其第一个机构个展将在法国新中法学院举办。